林毅夫:新科技新经济的发展,政府不可缺位

发表于  2019/11/21 06:30   约9分钟

  近期,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成都发表演讲,针对“新科技和新经济发展”这一话题畅谈看法。林毅夫表示:“如果没有政府的‘有为’来提供服务并引导趋利避害,新科技可能给社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。”

图为林毅夫发表演讲。图片来源:东方IC

图为林毅夫发表演讲。图片来源:东方IC

以下为林毅夫演讲摘编

  关于新经济发展中的有为政府和有效治理,我想从我比较熟悉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,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主要想谈两方面:一方面,新经济是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的产物;第二,新经济需要与有效市场、有为政府相结合,这样才能比较好地推动科技发展,抓住新经济的机会,并且能够趋利避害。

  在经济增长当中有所谓“现代经济增长”跟“前现代经济增长”,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提出的概念。18世纪之前被称为“前现代经济增长”,因为当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基本由人口增长速度决定,人均收入水平不高。18世纪以后进入“现代经济增长”,首先人均增长从平均每年0.05%增长到每年1%,一下子增加了20倍。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翻了一番,人均收入增长达到2%。这么大的变化实际是几次工业革命、几次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进步的贡献。第一代的蒸汽化、第二代的电气化、第三代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化,以及第四代以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为特征的工业革命。

  为什么工业革命以后会出现一代代的新技术变化?我想最主要的原因,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,一项新技术发明会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、收入的增加。但如果没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,在给定技术条件下,资本在不断积累以后就会有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,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放慢。我们知道经济竞争就像船的竞争一样,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。新的技术出现后,开始可能有专利保护,过一段时间专利保护过期了,后来者就可以把这个技术拿来用,那他的生产力水平就会跟新技术发明者持平。没有在市场中获取比别人更高利润的机会,就没有办法维持在经济中的领先地位。所以,为了不断在市场竞争中维持领先地位,“现代经济增长”里面所讲的“内生经济增长”就出现了。也就是说,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会不断从事新技术的研发和投资,新技术也会随之不断涌现。从这个角度看,工业革命以后一代一代新技术涌现,是市场竞争的结果。

  另一方面,它又不仅仅是市场竞争的结果。新技术会带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以及收入水平增速不断增加。因为新技术尤其是那些根本性、革命性的技术会带来新产业、新业态,然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  比如说,我前几天刚看到一个资料,说现在世界上1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有7家是属于新经济的,包括阿里巴巴、腾讯,美国的苹果、亚马逊、谷歌都是新经济。除了带来新的增长点、新的业态之外,这些革命性的技术也可以与已有的产业嫁接,令其降低成本,然后产生新的竞争力。我们前一段时间推动“互联网+”就体现了这个思路:互联网加上原来传统产业的技术、产品,让它能更方便地进入市场,或者是能够更方便地了解市场需求,让传统产业的生产能更好地符合市场需要,这些都会带来效率的提高、收入水平的增加。

  以上是我从学理上的粗浅认识。

  谈到新科技的创新,人们经常会讲企业家的重要性,企业家希望只有市场的竞争,最好政府不要去干预,我想有不少这样的理论。但是如果只有企业家,而没有政府的“有为”来提供服务跟趋利避害,首先新技术可能不会出现,即使出现了,它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。

  首先,新技术通常是要靠研发出来的。这种研发投入非常大、风险非常高、失败的概率也非常大,如果不授予其专利,那研发者的积极性就备受打击。授予专利是政府的行为,如果没有政府,靠企业之间就只能作为企业自己独家拥有的秘密,但是独家拥有的秘密不容易保存,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由政府提供这方面的专利服务。

  除了专利服务,技术的研发是基础科研跟新产品、新技术的开发,虽然存在失败风险,但一旦开发出来得到专利,这就可能是一本万利,所以企业有很大的积极性。但是企业家不太愿意做基础科研,因为基础科研的成果通常只是一篇论文,是公共产品。但如果没有基础科研的话,新技术、新产品的研发实际上是无源之水。所以,政府就应该提供对基础科研的投入,然后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涌现。实际上前面讲的第一代工业革命、第二代工业革命、第三代工业革命跟现在的第四代工业革命,都是政府在基础科研上投资所产生的结果。

  除了基础科研需要靠政府,新的技术出现以后,还需要很多硬的基础设施跟软的基础设施。比如传统产业中的常常提到的“铁公基”就是硬的基础设施。但现在新经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不一样,新的基础设施是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,这些新的基础设施如果不存在,那么将来新的业态就很难出现,就不能真正实现新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率。

  此外,新技术需要新技术人才,新生产人才。企业家自己很难凭一己之力从小学开始培养这样的人才。这必须靠政府在教育、高等教育或者研究生教育领域,针对将来新的技术革命所需要的技术人才类型培养人才。

  当新技术取得一些突破后,会产生很多应用机会和应用场景,这都需要大胆尝试,需要有敢于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。这样的先行者可能不会来自于有基础、有根基的企业。他们通常是一些年轻人,不仅了解技术而且对市场非常敏感。当他们萌生了新的想法,需要有一定的孵化基地,几个人一起钻研,把这个技术变成可向市场推广的产品。孵化基地,这也是需要政府支持的。此外,一定的金融支持也是必需的,这些金融支持一部分来自风险投资、风险资本,但当产品有了一定市场后如果需要上市,此时就必须有合适的金融安排支持这样的活动。市场上可能会涌现许多金融支持服务,但如果要让这些服务有序,那需要政府在金融管理、金融法治等方面做好安排和运作。

  在现代化经济中,任何产业在市场中要想获得竞争力,都需要形成产业集群,需要相对集中的产业链的配套服务。产业集群有时是自发形成的,但自发形成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如果有政府的引导可能会比较快地形成产业集群。

  市场需要竞争,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“有为”,克服市场竞争当中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现象,企业就不容易抓住竞争中的机会。新经济通常规模很大,它会赢者通吃,赢者通吃有好处,可以马上出现几个世界500强的大企业,例如阿里巴巴、腾讯、谷歌等。但是变成通吃的赢者以后,大企业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。如果这些企业只是利用它在科技、经济领域的优势来获取竞争力,这无可非议。但是我们知道,一旦企业占据垄断地位、积累了财富以后,很容易会利用垄断地位争取政治地位,甚至去影响政策走向,妨碍科技或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。因此,政府要在允许一定的垄断的情况下加以治理,但与此同时,不能对新产业和新技术获得市场机会造成妨碍。

  新业态出现伊始是处于探索过程中,管理可能不到位,也可能因此出现一些漏洞,出现以牺牲绝大多数消费者利益来攫取个人短期的利益的现象。互联网金融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,本来是很好一件事,降低信息费用,更好地动员资本,更好地配置资本。但前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互联网金融的恶性案件出现。在这种情况下,政府治理要及时跟上,才能避免新技术给市场的参与者带来不利影响。

  新经济出现后容易产生垄断,垄断可能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。许多发达国家在新经济出现后,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,这也就是《资本论》中描述的这些资本家,其财富在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,引发很多社会不满。所以,政府在支持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要考虑收入分配,采取一些措施,帮助在经济当中处于弱势的群体,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,帮助他们借力新经济,分享新经济的好处。在这个过程中新经济也一定会取代部分旧经济,从旧经济中淘汰的这些人,如何让他们得到必要的生活保障,以及二次收入分配的问题,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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